走进乌江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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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江是长江干流右岸较大的支流之一,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东麓的威宁县盐仓镇营硐村石缸洞,在蜿蜒1050公里后于重庆涪陵汇入长江。一般而言,乌江从贵州威宁县石缸洞至黔西县化屋基为上游,而化屋基至贵州思南县城为中游,思南以下至重庆涪陵则为下游。乌江一路奔流,兼纳百川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系和一个幅员面积达8.8万平方公里的流域。乌江流域聚居着近五十个民族,人文底蕴十分深厚,地域文化特色极其鲜明。

为便于细致考索乌江流域的文化现象,极有必要厘清诸如乌江、乌江流域、乌江文化等若干基本概念,为学术研究奠定必要基础。另外,着眼学术研究、学科建设和服务社会的目的,把握乌江流域的地理范围及自然人文环境,明确乌江文化的构成、特征和精神,努力建构学术讨论的基本框架,最后指出乌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,找到地域文化研究的信心与出路。

乌江横亘在中国西南的腹心地带,两岸山水神奇险秀,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干支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有若干不同的称谓,如延江、延水、巴涪水、涪陵江、巴江水、丹涪水、涪陵江、黔江、更始水、涪江、内江、巴江、小别江、湖江、德江、紫江、白沙江、龚滩河等。[1]“乌江汉代称延江;晋以后称涪陵水、别江、或小别江;唐称涪陵江,又称内江;宋代称涪江,又名黔江、巴江;到了元代始有乌江的名称。”乌江流经“上游过鸭池汛,称鸭池河;过六广渡,称六广河;乌江渡以下通称乌江,其间过余庆岩门司称岩门江,思南县以下亦称德江。”[2]相对于浩浩奔流的长江,地处乌江口的涪陵人称其为小河。正如田永红先生所说,乌江的名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,与流域内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。

一、延江

延江古称当是指乌江的支流,就是蜒江,意即远古时期蜒民曾经与居住和生活有关的河流。《水经》记载“延江水”:“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,东至牂牁鄨县东,屈北流,至巴郡涪陵县注更始水。”[3]因此,《水经注》卷三十六“延江水”条有云:“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,东至牂柯鄨县,又东屈北流,至巴郡涪陵县,注更始水。更始水,即延江枝分之始也。延江水北入涪陵水。涪陵水出县东,故巴郡之南鄙……其水北至枳县入江。”[4]郦氏所言之枳县即现重庆涪陵之古称,更始水一路奔流,至重庆涪陵入长江,故延江是乌江之支流。《说文解字注·水》“温”条有云:“《水经》于‘江水’曰:又东过枳县西,延江水从牂柯郡北流,西屈注之。”[5]不过,也有学者认为延江就是乌江。《元和郡县志·江南道六》“黔州观察使”条记载:“黔州”“西有(延)江水,一名涪陵江,自牂牁北历播、费、思、黔等州,北注岷江。”[6]截至目前,有学者认为“德江县取名乌江,据史志记载:‘德江,古延江,今乌江也。’”[7]但是,《思南府志·地理志》“山川”条则云德江“在府治前一里,源出乌江,下通属楚。”[8]上述表达虽有细微差异,但至少表明延江跟乌江有深厚的渊源关系。

乌江之名延江,或与古代南方民族蜑人有关。因为“蜑,或作蜒、诞、但、延,蛋古字互通。”对于蜑人,童恩正先生《古代的巴蜀》指出:“蜑是一种南方民族,属于古代南蛮的范围。”[9]童氏举《隋书·南蛮传》称“南蛮杂类,与华人错居,曰蜒,曰獽,曰俚,曰獠,曰。俱无君长,随山洞而居,古先所谓百越是也。[10]对此,《北史·蛮獠传》“论曰”称南蛮“其种类非一,与华人错居,其流曰蜑,曰獽,曰俚,曰獠,曰。居无君长,随山洞而居。”[11]童恩正在论述延与蜑之间的关系时,又举《隋书·考证》“按蜒当作蜑……蜒本音延,字典蜑一作”。[12]童氏《古代巴境内民族考》认为“蛮蜒”“也就是盘瓠种的民族”,“而蜒和另外一部分巴则为苗瑶民族的先民集团之一”。[13]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“涪陵郡”条有云:土地山险水滩,人多戆勇,多獽、蜑之民,又称“汉发县有盐井,诸县北有獽蜑,又有蟾夷也[14]

汉晋时期的涪陵郡辖今重庆市彭水、武隆、黔江、酉阳、秀山和贵州省务川、沿河一带,地域广大而有乌江穿境而出。依据历史文献和疆域地望,在汉晋时期,涪陵境内当有古老蜑人生活于乌江两岸。因此,乌江称为延江,当与古老蜑人在乌江岸的活动有关,或者人们用此名称指代曾有蜑人活动历史的河流。经查,乌江下游地区的今彭水、黔江及涪陵等地仍有蜑人活动的遗迹。刘琳《华阳国志校注·巴志》注释“总叙”条“其属有濮、賨、苴、共、奴、獽、夷蜑之蛮”时,认为“夷蜑”犹如“蜑夷”,常与“蛮蜑”连称,指出“魏晋南北朝时期,蜑人主要活动与今川东[15],鄂西及湖南、黔东北等地,唐宋以后逐渐南迁至两广、福建一带。[16]重庆彭水的“蜒子岍”洞穴与“洞蜒”吻合,当为蜒民居住之地。因此,昔日世居乌江沿岸的民或将所依存之江称为蜑江,后被讹为延江。

二、巴涪水

乌江称巴涪水,首出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:“周慎王五年(316),蜀王伐苴侯。苴侯奔巴,巴为求救于秦。秦惠文王遣张仪、司马错就苴、巴,遂伐蜀,灭之……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,商於地位黔中郡。”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“涪陵郡”条亦云:“涪陵郡,巴之南鄙,从枳南入,(泝舟)涪水。”刘琳解释 “涪水”系“今乌江下游,涪陵之名取此。”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又云“枳县,郡东四百里,治涪陵水会”。刘琳明言枳县“原巴国地,战国时一度属楚”,借助《水经》等籍推知“汉、晋枳县故城在今长江、乌江会合处。”[17]因此,以古代枳县在长江乌江交会处,合于常氏所称“治涪陵水会”。因此,乌江又名涪陵水。

此外,乌江还有涪江、涪陵江、巴涪江、巴江水等不同称谓。《遵义府志·水道考》“乌江水”条记载:“今涪州城东北有黔江,南自贵州合诸水入焉,亦曰乌江,亦曰涪江,亦曰涪陵江。”[18]同卷晏斯盛《黔中水道考》称“乌江即夜郎水出修文县西北之陆广河”,“过婺川县东北界而达涪州,为涪水,通于蜀,入于江。唐史称城乐县西一百五十里有涪陵水,《方舆胜览》称思州有巴江水者是也。”

上述乌江称谓或含“涪”字,有学者认为这是“凫”的变异,是从“凫”字延伸而来;或在“涪”字前冠以“巴”字,学者认为这表明乌江与巴人的关系密切。历史时期的巴族支系众多,有龙蛇巴人、鱼凫巴人、鳖灵巴人、白虎巴人等不同。[19]管维良认为巴族发祥于农耕条件极差的巫山地区,主要以捕鱼为生,所食多鱼类,故鱼与巴族联系密切,故管氏引述张勋燎《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、僚人的关系》所云“‘巴’应该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‘鱼’字的读音,‘巴’就是鱼;换言之,鱼就是‘巴’。”[20]巴族在不断提升捕鱼技能过程中,驯养了能助其捕鱼的水鸟——鱼凫,并成为这支巴族的重要标志。“正由于鱼凫在这部分巴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形成生产特色,故他们很早就获得鱼凫族——巴人鱼凫部之另称。”[21]鱼凫巴人走出生境艰难的巫山地区,辗转迁至肥沃的川西平原,建起鱼凫蜀国。鱼凫蜀国定都今四川广汉三星堆,筑鱼凫城,已为当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所证实。因此,巴涪即巴凫,巴涪水就是今乌江,而乌江只是鱼凫巴人迁徙所经并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一条河流。由于上述原因,鱼凫巴人在西迁时曾途经乌江并在此生活了较长的时间,故有巴江、涪江、巴涪水、巴涪江、涪陵江等称谓之。

三、丹涪水

乌江曾以运输丹砂而被称之为“丹涪水”,或是对乌江最早的称谓,丹涪水名称里面蕴藏了深厚的文化现象。丹砂又名朱砂,民间传说的“不死之药”就是丹砂。巴人尚赤色而炼丹砂,在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等文献载记中,巴人始祖之一廪君生于赤穴——也许就是丹砂坑,故有尚赤习性并炼运丹砂。《列仙传》有巴人名赤斧,被列为神仙之一,相传能炼丹砂,与硝石服之,身体毛发尽赤。因此,巴人支系习尚赤色的习俗一直遗承到如今。由此可见,巫山地区的巴人早在殷周时期就开始开采丹砂矿了。

巴人立国川东以后,丹砂的主要产地——涪陵成了巴国的重镇,丹砂的开发利用就成为巴人的一项重要产业和重要的财税收入之一。巴人后裔成汉政权丞相天师道首领范长生就是朱砂产地涪陵丹兴(今重庆黔江)人,其道术或与丹砂和“仙药”有密切关系,明代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其弟也信道炼丹而寻仙药。

所谓“仙药”就是不死之药,从楚(荆)王、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燕昭王,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派人寻找“不死之药”,妄图长生不老。巨大的社会需要人为地剌激着巴地丹砂矿的开采,拥有丹砂就可以成为巨富,最著名者是女工商业主巴清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而巴寡妇清,其先得丹穴,而擅其利数世,家亦不訾。清,寡妇也。能守其业,用财自卫,不见侵犯,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,为筑女怀清台。”[22]史记《正义》引《据地志》:“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,在涪陵永安县(今重庆长寿县)东七十里也。”巴寡妇清是秦始皇时期的人物,其先世应在战国时代。可见巴人开发丹砂的历史较久,矿产开采业也较为发达。

由于当时涪陵主要是以今重庆彭水郁山为中心,所以涪陵丹砂是从郁山入郁江运到今重庆彭水,转乌江经枳(今重庆涪陵)汇入长江,以船外运。因此,乌江水道古称“丹涪水”,就是以运输丹砂而得名。今重庆黔江古产丹砂,便设称丹兴县。

据有关专家考证,《逸周书·王会》所载“卜人(即濮人)以丹砂”入贡的丹砂来自至今还盛产丹砂的贵州务川,务川的丹砂也曾通过乌江转入长江而运往中原地区。可见从商周直到唐代甚至明清,在黔中之地的今贵州务川和重庆黔江、秀山、彭水等地,丹砂仍曾经乌江转长江外运,故乌江古称为“丹涪水”,确实名符其实。

四、黔江

乌江本有黔江之名,历史文献所载的黔江即涪陵江,也即今日所称之乌江。《宋诗钞》卷46记载:“黔江自南来,胥会涪之东”。《蜀中广记》卷19记载:“涪江者,自思州之上费溪发源,经五十八节名滩方至黔州,溉自黔州,溉与施州江会流,九十里经彭水、武隆二县。凡五百余里,与蜀江会于()州之东,以其出于黔州又呼黔江。”《蜀水经》卷16记载:黔江“东经涪州城东铜柱滩入江”。《水道提纲》卷9记载:“(黔)江亦曰涪江,南自贵州,合诸水来会于铜柱滩口。黔江即乌江。”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记载:“涪陵江即黔江……西入涪州入大江”。自宋而清的历史文献多称黔江即涪陵江,于今重庆涪陵城东汇入长江,故此处自古未有别水入注长江,古文献所称黔江显然指向今日之乌江。因此,《遵义府志·水道考》引清段玉裁《说文注》:“今涪州城东北有黔江,南自贵州合诸水入焉,亦曰乌江,亦曰涪江,亦曰涪陵江。此水自西而北,源流二千三百里。”[23]《蜀水经》注称黔江亦名延江、更始水、涪陵水,即为今之乌江。

不过,明清史料往往提及乌江与湖北清江的渊源。《明史·地理志四》“重庆府”属“黔江”条、卷44之《地理志五》“施州卫”属“唐崖长官司”分别记载:“南有黔江,源出贵州思州府界,正流自涪江合大江。支流经此,下流为湖广施州卫之清江”;[24]“南有黔水,即清江之上源”。[25]对此,《大明一统志》卷69亦载“黔江自思州之上发源,经五十八节名滩与施州江合流,经彭水等县,凡五百余里,与岷江会于涪州之东。常湛然澈底,以其出于黔州呼为黔江。[26]雍正《四川通志·舆地志十九》“山川”记载:黔江本系“遵义府绥阳县东有水德江,亦曰涪江,亦曰小乌江。流入彭水界。按《舆地纪胜》:涪江自思州之上费溪发源,流经五十八节名滩方至黔州。既与施州江合。又九十里,经彭水县。凡五百余里,与蜀江会水”。[27]在朱圣钟看来,乌江和湖北清江并不搭界。“纵观所有文献,并没有黔江因地质构造而发生河道改变的史料记载,所以可排除古今地质差异而导致河流改道的可能性。现在的乌江就是文献所记载的黔江,发源于贵州高原的西部,流经贵州中部和东北部、重庆市东南部,最后于涪陵注入长江,仅有一个出水口,《明史·地理志》称黔江有支流入施州卫清江,显然是不实之辞。”[28]朱氏认为,史料显示乌江支流“黔水”或“唐崖河”即今芙蓉江,“或称施州江”。唐崖河亦称黑峒河,虽有二源,但均出自湖北咸丰县,因“其一源‘西南流至废龙潭土司东,绕其南流至废唐崖土司界,与径普落溪者合流。亦谓之唐崖河。’”[29]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记载:唐崖河“自利川流入,西南入四川黔江,谓之黔水。”《黔江县志·舆地志》记载:“水源自湖北恩施县西南……南迳唐崖司界,曰唐崖河……西南至龚滩入黔江,旧志谓施州江也。”[30]“可见唐崖河有黔水、施州江之名,黔水和施州江为同一河流。而唐崖河发源于恩施县西南,南流经唐崖司南,后注入黔江。”[31]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:黔江自黔州分流入黔江县界后亦名施州江,径流县南而于东北进入湖广施州卫界,但存在以来入之水为分出之水的错误嫌疑。不过,朱氏同样不认可《明史·地理志》将黔水记成清江的上源,因为“《明史·地理志》载唐崖司南的黔水为清江之上源,则只有黔水向东北流才有可能,而实际情况是黔水流向西南,因此黔水为清江之上源的记载是不符实际的。”[32]

关于清江发源,历史文献多言其出自都亭山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:“施州清江县水,一名盐水,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3]《通典·边防三》“廪君种”记载:清江“一名夷水,一名盐水,其源出清江郡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4]《通志》卷197记载:“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,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5]《太平寰宇记·四夷七》“南蛮三·徼内南蛮”之“廪君”条记载:“按峡州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,一名盐水,其源出施州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6]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五》“廪君种”记载:“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,一名盐水,其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7]《太平御览·四夷部六》“南蛮一”条记载“廪君”时称“案今施州清江县江水一名夷水,一名盐水,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”。[38]《利川县志·山川志一》记载:“清江水自都亭山发源,入檀香洞伏流至此始出”。[39]清江县即后之施州卫恩施县,亭山在利川县西;利川又在昔日施南府治今恩施西,故清江之源在恩施或者施南府西没有问题。因此,朱圣钟认为:“里数上来推断,都亭山应当在利川县境内。利川县地旧属湖广施州卫,所以清江实际上是源自湖广施州卫之都亭山,并非源自黔江。”因此,《明史·地理志》宜将清江“自四川黔江县流入”改为“源自卫西都亭山”。[40]

乌江即文献所言河流黔江当无异义,得名缘由或与其流经地域有关。结合史料记载和历史地望考察,乌江下游地区古为巴国南境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巴国“其疆域,东至鱼复,西至僰道,北接汉中,南接黔涪”。[41]战国末期,因巴国与秦楚关系时有反复变化,巴国黔中之地或为楚黔中之地,或为强秦所得。时至于汉,乌江下游地区则多在武陵郡。唐宋两朝,乌江下游地区则被王朝国家直接管控,中央政府以彭水郁山为中心建起黔州或绍庆府,成为封建王朝经略边迹少数民族的重要战略支点。现今乌江流域所在之地多在贵州,而贵州简称“黔”。因此,乌江古称黔江,或是以其流经历代范围大小不一的“黔”地所致,似被人们用流经地域来加以命名。现今重庆黔江作为县级行政区划,因盛产丹砂而在东汉建安六年(201)被名为丹兴县。唐天宝元年(742),乌江的“黔江”之名或以盛名在外而被借以称代一县之地,隶黔安郡,直接导致在同一地域出现“黔江”之称,然先指江名,后以江名冠县而称之。

五、乌江

现有史料显示,乌江用来代称流经黔渝等地的河流当始于元代,此前相关记载少见。即使到今天,乌江因何及何时得名可谓纷纭,相关论断主要如下。一是乌江以发源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而得名。原涪陵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光炳为黄节厚《“天险乌江奇趣录》所撰“前言”有“乌江因发源于贵州乌蒙山麓而得名”的话语。乌江南源于云贵高原威宁的石缸洞,流经乌蒙山区时一直称三岔河;乌江北源赫章可乐,习称六冲河。自南北二源在黔西化屋基合流到遵义乌江镇,河流称鸭池河。自遵义乌江镇而至涪陵,河流才称乌江。河流是在离开乌蒙山区400多公里后的中下游地区才称乌江,而不是自发源地始便有此名。因此,人们以发源地命名河流的论断似乎难以令人置信。二是乌江之名或与神话传说有关。传说远古时候有一乌姓老汉,同情并善待受难的龙神。为感谢乌老汉的深情帮助,龙神回归大海之时便开辟河流,并以乌江命名之以纪念二者的情谊。又说远古之时,洪水滔天而人类灭绝,有一兄妹凭借巨大葫芦而躲过灭顶之灾。水落石出后,幸运的兄妹为感谢葫芦的救命之恩及繁衍人烟的好生之德,遂取“葫”字谐音“乌”来命名眼前河流为乌江。神话是远古时代人们对其接触过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曲折反映,是人们用不自觉的艺术手段加工过的社会生活本身,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。传说因其与神话共同的想象性特征而有时并称,甚至完全被其混同,是一定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附会的结果,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,有时也被用作证明历史存在的旁证。受文化发展水平所限,我国乃至世界不同民族都曾有承载厚重历史的神话或传说,对现在或未来研究远古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,关于乌江命名的神话或者传说亦当有历史价值。然而,神话传说因乌江流域民族众多而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,相对单一的事象难以让人们信服而成为众人认可的专称。三是乌江之名或与江水的颜色有关。远古之时,乌江中下游两岸多有浓荫掩翳的乌杨古树,树荫照水使清澈如镜的江水被远观而呈乌黑之色,故而取名乌江。结合现今田野考察,乌江因其含沙量小及重金属较多而江水甚为清澈,远观则成墨绿之状,亦确让人产生以水色名江的判断。四是乌江得名还可能与当年生活于此的巫臷、巫彭之民有关。根据管维良先生的观点,巴人源出涵盖长江三峡的巫巴山地,巫臷、巫彭为代表的巴人先民为生存而不得不沿资源丰富的溪河上下迁徙,其后裔很可能用乌江来纪念先民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。如前所述,乌江别称延江即蜒江,应与远古巫蜒之民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。

乌江名称的不确定性反倒证明了一个事实:乌江及乌江流域人文底蕴深厚,历史时期的人们依靠便利的水运和丰富的资源繁衍生息,江水如黛的乌江承载的是厚重的历史和特殊的生存方式,值得人们珍视并细加研讨,全面发展经济,推动社会进步,实现文化繁荣,促进民族团结。乌江作为浩浩长江的支流,以河流为载体的乌江文化是长江三峡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中华文化的区域个象。



[1]贵州思南的田永红不仅是为全国知名的土家族作家,更是一位热爱乡梓的专家学者,曾在文学创作与科学研究中展现其家乡思南历史文化的魅力,对乌江的延及具有相当的水平。本节是著者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,略加完善的结果。特此说明,以示谢意。

[3][]桑钦:《水经》卷下《延江水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,第24页。

[4][北魏]郦道元:《水经注》卷36《延江水》,中华书局陈桥驿校注本2007年版,第828页。

[5][]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11篇《上》,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81年版,第550页。

[6][]李吉甫:《元和郡县志》卷30《江南道六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736页。

[7]德江县青龙镇龙灯协会:《德江土家炸龙》,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,第1页。

[8][]钟添,等:《思南府志》卷1《地理志》,天一阁藏明嘉靖十六年(1537)刻本。

[9]童恩正:《古代的巴蜀》,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,第54页。

[10][]魏征,等:《隋书》卷82《南蛮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3647页。

[11][]李延寿《北史》卷95《北史·蛮獠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3228页。

[12]童恩正:《古代的巴蜀》,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,第54页。

[13]童恩正:《古代巴境内民族考》。详见童恩正:《古代的巴蜀》,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,第209-211页。

[14][]常璩: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,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年版,第8389页。

[15]因行政建置调整,此处“川东”当为今重庆直辖市的东南部地区。

[16][]常璩: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,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年版,第30页。

[17][]常璩: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,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年版,第67页。

[18][]郑珍,莫友芝:《遵义府志》卷5《水道考》,道光十八年(1838)刻本。

[19]管维良:《巴族史》,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,第933页。

[20]管维良:《巴族史》,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,第933页。

[21]管维良:《巴族史》,天地出版社1996年版,第22页。

[22][西汉]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29《货殖列传》,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355页。

[23][]郑珍,莫友芝:《遵义府志》卷5《水道考》,道光十八年(1838)刻本。

[24][]张廷玉:《明史》卷43《地理志四》,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7891页。

[25][]张廷玉:《明史》卷44《地理志五》,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7896页。

[26][]李贤,等:《大明一统志》卷69《重庆府》,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,第4347页。

[27][]常明,等:《四川通志》卷20《舆地志十九》,巴蜀书社1984年版,第10461050

[28]朱圣钟:《<明史·地理志>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4年第3辑。

[29]朱圣钟:《<明史·地理志>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4年第3辑。

[30][]张九章:《黔江县志》卷1《舆地志》,光绪二十年(1894)刻本。

[31]朱圣钟:《<明史·地理志>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4年第3辑。

[32]朱圣钟:《<明史·地理志>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4年第3辑。

[33][南朝]范晔:《后汉书》卷11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,第1050页。

[34][]杜祐:《通典》卷187《边防三》,中华书局王文锦等点校本1982年版,第1588页。

[35][南宋]郑樵:《通志》卷197《四夷传四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3158页。

[36][北宋]乐史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78《四夷七》“南蛮三·徼内南蛮”之“廪君种”,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》,中华书局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版,第3397页。

[37][南宋]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328《廪君种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2576页。

[38][]李昉,李穆,等:《太平御览》卷785《四夷部六》南蛮一,四库全书本。

[39][]黄世崇:《利川县志》卷12《山川志一》,光绪二十年(1894)刊本。

[40]朱圣钟:《<明史·地理志>所载土家族地区河流考释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4年第3辑。

[41][]常璩:《华阳国志》卷1《巴志》,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年版,第25页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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